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于韶山冲南岸上屋场一个农民家庭，取名泽东，字咏芝（后改为润之）。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一生贫苦，勤劳厚道。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原为贫农，曾因负债被迫当兵多年，由于他治家严谨，经营有道，使家由贫农发展成富农。母亲文氏（文七妹），和善好施，乐于助人。毛泽东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由于前两个婴儿都早夭，母亲怕他也不能长大成人，便抱他到娘家那边的一座石观音小庙，叩拜一块巨石，认做干娘，还取了个小名，叫石三伢子。受到父亲的影响，毛泽东从六岁起，就做一些家务和农活，识字后也帮父亲记账，特别是十四岁到十五岁大约两年的时间内，成天在地里跟家中雇的长工一同干活。

童年时代，毛泽东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湘乡唐家圫的外婆家度过。外祖父家虽是务农的，但有一个舅舅在开馆教读，毛泽东有时也在那里听听。1902年，毛泽东八岁时，父母把他接回韶山入私塾开始读书。十六岁前，除了中间曾停学两年在家务农，其余时间内他先后在韶山一带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六处私塾读书。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普及读物入门，接触儒家文化传统教育，随后点读“四书”、“五经”。这段私塾生活被他自己后来概括为“六年孔夫子”。在上学期间，他早晚还要放牛拾粪，农忙时也参加收割庄稼。

1910年4月，长沙发生饥民暴动，清政府派兵镇压，饥民伤亡众多，消息传到韶山时，毛泽东久久不能平静，多年后，自称该事件影响了他的一生。与此同时，维新派教师李漱清在韶山传播维新改良的思想，毛泽东接受该思想后，迫切想要外出继续求学。恰逢表哥文永昌告诉他，离韶山五十里的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在讲授新学。他听后很动心，拒绝了父亲将其送到米店当学徒的打算，先后请八舅文玉清、堂叔毛麓钟和表哥王季范劝说父亲，父亲最终同意他外出求学。1910年秋，毛泽东离开韶山，外出求学。并留下诗句：“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在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毛泽东较多的接受了维新派思想。曾就君主立宪和封建专制两种国家体制的理解写下政论文字。期间，他从相信孔孟到崇拜康梁，从赞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到主张以英、日为楷模进行立宪变法，成为他早期思想发展的第一个梯阶。1911年春，东山小学堂的贺岚冈老师应聘到长沙的的湘乡驻省中学任教。因为毛泽东成绩优异，贺老师愿意带他前往读书。到长沙后，他顺利地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在湘乡驻省中学就读期间，他接触到革命派的主张，并在校内第一次公开表达政见，表示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纲领，提出把孙中山请回来当大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还倡议并带头剪掉了辫子，以示与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派代表赶来长沙，要求湖南革命党人立即举义响应。10月24日，长沙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成立湖南军政府。毛泽东随即投入长沙革命军，成为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当兵期间，他除了接受军事训练外，把每月的军饷大多用来订阅报刊和购买书籍，了解时事政治。此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清王朝宣布退位后，毛泽东觉得自己参军的目的已经实现，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在湖南新军一共当了半年兵。

此后，他陆续报考了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公立高级学校，都不满意。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在该校就读半年后，他认为学校校规刻板、课程有限，不如自学，于是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退学，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期间，阅读了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近代科学的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特别是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等，较为系统的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由于父亲不支持他这种读书方式，拒绝继续供给费用。同时，他寄居的湘乡会馆被遗散的湘乡籍士兵入住，他决定重新回到学校读书。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第四师范是春季开学，第一师范是秋季开学，因此他重读了半年预科，到1918年暑期在第一师范毕业，前后共做了五年半师范生。在校期间，受杨昌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崇拜陈独秀、胡适。1918年4月14日，同萧子升、何叔衡、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6月，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1918年，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时，湖南政局混乱。彼时，杨昌济已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他告知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可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商量后，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8月19日，毛泽东一行抵达北京，随即会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安排好朋友分赴各预备班学习后，毛泽东留在北京，经杨昌济介绍，认识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被李大钊安排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在北京大学期间，他积极参加新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的学术活动，认识了陈独秀等多位新文化运动人士，并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此外，还与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建立起恋爱关系。

1919年春，因母亲病势危重，且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要启程出洋，毛泽东离开北京，转道上海送别蔡和森、萧子升等湖南赴法青年。4月6日，毛泽东带着刚学到的新的思想和活动经验回到长沙，住在同学周世钊任教的修业小学。经周世钊推荐，校方聘请毛泽东担任历史教员。一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回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介绍北京学生运动情况，商量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同月，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毛泽东实际领导湖南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湖南学联决定创办《湘江评论》杂志，并聘请毛泽东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7月14日，《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之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连载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长文。8月中旬，《湘江评论》刚印出第五期，便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被迫停办，湖南学联也同时被强行解散。

1919年10月5日，母亲文氏病逝，毛泽东从长沙赶回韶山。12月18日，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运动，他第二次抵达北京。到京后，经与各方协商，组成“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他注重新闻舆论的力量，又成立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起草发出大量驱张的稿件、呈文、通电、宣言、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发表。在各方声讨下，张敬尧最终于次年被驱逐出湖南。在北京期间，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1920年5月至6月间，毛泽东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同他讨论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等问题。7月7日，毛泽东经武汉返回长沙后，应聘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校长）。不久，又被聘为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的级任（班主任）。8月初，与易礼容等人在长沙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8月至9月，参加筹备成立俄罗斯研究会。11月25日，致信罗章龙，提出新民学会，“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1月，同何叔衡等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2月1日，致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会友。信中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同月，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冬，同杨开慧结婚。

1921年1月1日至3日，同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熊瑾玎等十余人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在会上提出新民学会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赞成用“俄式”方法改造中国。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毛泽东与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回到长沙，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与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书记。1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9月至12月，组织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罢工运动，推动湖南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潮。

1923年1月，陈独秀着手筹备党的三大，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共中央工作，派李维汉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职。4月，毛泽东安排好湘区工作，离开妻子杨开慧和刚刚半岁的儿子毛岸英，秘密前往上海。6月，毛泽东以湘区党的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就国共两党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问题，毛泽东发言提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大会选出九名正式委员、五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为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五个人中有三个人原来是新民学会成员。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央机关暂留广州。这时起，毛泽东开始接触国民党部分上层人士。1923年9月，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办公，毛泽东被委派回湖南贯彻三大决议，指导湘区委筹备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10月初，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随后，宁乡、安源等地分部和湖南总支部也相继成立。1924年1月，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他多次发言，除就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设立研究会等问题发表意见外，还针对国民党内的右派观点申明自己的主张，他在会上的表现受到了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士的欣赏和注意，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后，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

在上海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与叶楚伧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形成斗争。1924年12月，因积劳成疾，毛泽东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并确认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大会还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2月，毛泽东回到韶山，一面养病，一面开展农民运动。

1925年9月，毛泽东前往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10月5日，时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因政府事繁，不能兼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事，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到任后，着手纠正此前宣传工作无计划、不敏捷、不普遍的缺陷，在他的主持下，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很快出现生气勃勃的局面；11月23日，林森、邹鲁、叶楚伧、张继、谢持等少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自称的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会议，公开提出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解除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职务，停止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等，史称“西山会议派”，他们在一些地方设立“国民党分部”，操纵上海的《民国日报》，大造反苏、反共，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舆论；12月1日，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12月5日，又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创办了《政治周报》，以此反击国民党新老右派。

1926年1月，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他被指定为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五位成员之一，并为国民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严厉批评西山会议派的言论和行为。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一大”以来的《宣传工作报告》。他还参与起草《宣传决议案》《宣传报告决议案》和《党报决议案》。大会的二百七十八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了绝大多数，使会议得以继续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分别给以党纪处分。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央常委会批准毛泽东继续代理宣传部长。

1926年3月，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借此逮捕了共产党员、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在广州实行戒严，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员，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事件发生后，毛泽东、陈延年、周恩来等力主反击，但遭到苏联共产党顾问的反对。此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借口避免“党内纠纷”，提出《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虽然部分国民党左派激烈地反对《整理党务案》，但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此案。5月25日，根据《整理党务案》，毛泽东离开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位置。

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1926年3月19日，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他全力投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8月，毛泽东组织师生前往彭湃领导的以广东海丰为中心的东江农民运动处实习，大大加深了对农民运动的了解。9月，毛泽东在其组织编印的《农民问题丛刊》上，写了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逐渐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农民运动权威。10月，毛泽东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11月，毛泽东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到任后，他制定了《目前农运计划》。11月下旬，他赴长江沿线一带视察，联络江西、湖南、湖北诸省国民党省党部，商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宜。12月，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身份在汉口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会上，陈独秀说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右倾政策提出了反对；同月，在长沙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1927年1月，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下乡考察农民运动，先后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2月5日，他回到长沙后，立刻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几次报告，纠正他们在农运工作中的错误。这次纠偏，为之后大规模的秋收起义和湘南暴动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3月，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首次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刊登了部分章节，报告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该报告被多家报刊转载，还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也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该文，成为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同月，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和邓演达、陈克文向全会提交了《土地问题案》（后改为《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案》，同时，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式组成，毛泽东担任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4月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五人组成土地委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做成乡间普遍的革命现象”。4月4日，先期已开课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补行正式的开学典礼，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农讲所常务委员，毛泽东负实际主持之责。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宣布3月从广州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的一切决议为非法，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徐谦、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百九十三人的名字，被列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号通缉令上。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开幕，会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通过《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等项决议，但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身上，毛泽东参加了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他与彭湃、方志敏等议定出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但并未受到重视。5月21日，“马日事变”爆发，湖南工农运动遭到破坏。6月24日，为了恢复遭到马日事变打击而接近瘫痪的湖南省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回到湖南后，毛泽东召集会议强调，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7月4日，刚到湖南10天的他又被召回武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保存农民武装的策略——“上山”。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新改组的临时政治局常委作出决定：将中国共产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率领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毛泽东出席在汉口秘密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会上，他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会议确定的总方针的两个方面提出看法。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论断。8月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批评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赴长沙巡视员提出的“由湘南组织一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的计划，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在各处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秋收起义受挫。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在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后，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议决退往湘南。9月29日，毛泽东在永新县三湾村“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即三湾改编。

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起义部队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并说服了井冈山区的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随后，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1月，毛泽东遭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错误指责，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中央的“左”倾盲动政策，他到井冈山后，根据中共中央1927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12月31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取消以他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这样，使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随后，毛泽东被“开除党籍”的误传得到澄清。

1928年4月，毛泽东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井冈山会师，随后，两部决定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教导大队队长，共辖六个团。在中共第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第四军军委，毛泽东当选为书记。5月4日，在宁冈砻市举行朱毛两军会师的庆祝大会，毛泽东讲话祝贺两军会师胜利，并代表第四军军委宣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全军每个指战员认真执行，毛泽东、朱德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起义部队击败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进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随之扩大。

1928年5月，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总结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批评右倾悲观思想，反对逃跑主义，重申建设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提出深入土地革命，加强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务，大会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坚定了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心和信心，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由陈毅接任。6月，按中共中央规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8月，由于湖南省委的错误领导，红军主力向湘南地区冒进，遭遇“八月失败”。此后，红四军主力回师井冈山，开展恢复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10月，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决议案，写就《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1月初，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6月4日的指示信，在茨坪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会上，根据中央来信指示，成立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11月25日，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报告，写就《井冈山的斗争》，总结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12月，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在平江起义中创建的红五军主力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会师，进一步加强了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力量；同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

1929年1月，毛泽东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至1930年春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3月，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毛泽东、朱德在长汀对红四军进行整编，把原来团的建制改为纵队，成立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纵队，根据中共六大决议的要求，将原有的红四军工农运动委员会改为政治部，由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4月1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江西瑞金，同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会合。4月上旬，蒋桂战争爆发，江西国民党军队无暇顾及红军的行动。4月11日，毛泽东在于都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同意彭德怀率部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根据地，决定红四军主力在赣南实行近距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巩固并扩大赣南革命根据地；同月，主持制定兴国《土地法》，根据中共六大决议和实际情况，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6月，出席在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红军的任务、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等问题的正确意见未被接受，原由中共中央指定他担任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改选他人担任。会后，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7月，指导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人民革命军队的正确主张。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并起草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大会重新选举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

1930年1月，毛泽东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阐述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5月，在江西寻乌作调查，同时撰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同月，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由红四军第三纵队和赣南地方武装合编而成）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成立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朱德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不断改变进军方向，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进攻南昌、九江的命令，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造成的损失。9月，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朱德为中央候补委员。

1930年10月，刚在中原大战中取得巨大胜利的蒋介石，调集十万大军对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执行了“诱敌深入”的方针；12月30日至次年1月3日，在毛泽东、朱德等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1931年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泽东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未出席会议）。

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感到震惊。1931年2月初，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统一指挥湘、鄂、赣、闽四省“围剿”部队。4月初，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共二十万人，投入的兵力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毛泽东反对退出根据地，以及分兵退敌两种对策，这两种主张，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经过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意见得到采纳。5月，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

1931年6月6日，蒋介石发表《为“剿匪”告全国将士书》，声称要“戒除内乱”，“剿灭赤匪”。6月24日，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围剿”军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集中总兵力达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共三十万人围剿红军。7月至9月，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并乘胜解放一些新的地区，扩大了革命根据地。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到瑞金叶坪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1931年10月11日，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这样，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也就是中央苏区）。它的范围扩展到二十八个县境，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十五座县城，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在根据地内，发动群众，建立或恢复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动员了一万二千名群众参加红军，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1月1日至5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受到排挤，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举行，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同月，大会主席团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毛泽东等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经过讨论，依据临时中央有关宪法大纲的来电原则，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并经大会通过，会上还通过了临时中央提供大会讨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等法令，大会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张国焘等六十三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11月25日，代表大会闭幕后，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任命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十五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委员，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红军。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会议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样，就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外。

1932年1月，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训令，毛泽东表示反对，遭到批评。会后不久，他请假前往江西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3月，红军攻打赣州失利后，毛泽东停止休养，赶赴前线指挥。4月15日，发表《对日战争宣言》。5月9日，同项英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6月，同朱德指挥红一、红五军团从闽西回师赣南。10月，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会后，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前往福建长汀养病。

1932年冬开始，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陆续调集近40万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1933年1月底，蒋介石到南昌亲自兼任江西“剿共”总司令，指挥这次“围剿”，决定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歼灭于黎川、建宁地区；2月上旬，中共临时中央全面推行“进攻路线”，清除毛泽东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根据地的影响，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按照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采取“大兵团伏击”的战法，歼敌3个主力师，俘1万余人，缴获各种枪1万余支，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蒋介石在推行军事“围剿”的同时，还进一步加紧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打破军事“围剿”主要由周恩来、朱德指挥作战，打破经济封锁的担子则主要落到毛泽东的肩上。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期间，以很大的精力来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1933年5月30日，他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平津宣言》。6月1日，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8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10月，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11月，先后在兴国县长冈乡和上杭县才溪乡调查，写出《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他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强调要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对根据地实行更严密的经济封锁；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和逐步推进的新战术。他调集一百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先以五十万兵力，分北路、南路、西路从三面围攻中央苏区。中共临时中央准备以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来打破这次“围剿”，毛泽东这时已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只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他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准备阶段时起就不同意“两个拳头打人”和以后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认为应该主动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加以歼灭。1934年1月，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继续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号召全党“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把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的一系列主张指责为“富农路线”；1月22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在大会选出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还通过中共中央提议的改由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6月19日，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7月15日，同项英等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开始长征。10月18日，毛泽东带领警卫班离开于都城，踏上长征的路途。11月底，湘江之战中红军遭受惨重损失。11月30日，随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渡过湘江。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力主红军放弃原定向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被采纳。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出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3月，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3月至5月，同周恩来等指挥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6月15日，同项英等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6月，率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会合。不久，即同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分裂主义进行斗争。10月19日，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西延安吴起镇。红军胜利完成长征。

1935年12月，毛泽东出席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阐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1月25日，同周恩来、彭德怀等二十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建议互派代表共同协商；2月至5月，同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渡黄河东征；3月，向南京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五点意见；6月1日，同朱德发布关于救国救民的主张二十条；6月12日，同朱德发布宣言，对“两广事变”表示支持，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纲领；7月至10月，在陕北保安多次会见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介绍了自己的经历；8月1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8月25日，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一致抗日；12月7日，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6年12月中旬，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分析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往西安参加谈判，促成事变和平解决。12月，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7年1月13日，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延安。2月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国策、四项保证。这个文件实际成为国共合作谈判的纲领。3月，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回答她对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提出的一些问题。4月至7月，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其中的两节后来整理成《实践论》和《矛盾论》。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7月15日，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政府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个宣言，再次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促成国共两党正式合作抗日的诚意。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提出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政策。8月22日至25日，出席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阐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任新组成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8月25日，同朱德、周恩来联名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随后，指导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9月22日，国民党终于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意见。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发言，针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重申和坚持了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

1938年春季，作出八路军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决策。5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总方针。9月14日至27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9月29日至11月6日，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会议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1939年2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讲话，号召自己动手，克服经济困难。2月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4月下旬，写《五四运动》一文。5月4日，在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作《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7月至8月，多次作报告，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呼吁继续团结抗战。9月16日，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重申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10月4日，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阐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1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12月21日，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编印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写《纪念白求恩》一文；同月，与人合作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2月至次年3月，领导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纲领。3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实行“三三制”。3月11日，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总结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5月4日，起草中共中央致东南局和新四军的指示，强调必须放手扩大军队，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指出要采取斗争的方针，“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6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分析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抗战的影响，指出：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好转。11月，起草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电报（《佳电》），明确驳斥《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无理指责。12月，同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谈话，强调干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

1941年1月上旬，皖南事变发生。1月20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严正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5月1日，审阅改写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发布，规定边区政权建设贯彻“三三制”原则。5月8日，起草《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提出“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和争取中间派的策略思想。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阐明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8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10日至10月2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学习组。秋冬，先后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的历史文献集。

1942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2月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话。5月，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并作结论。9月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论述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12月，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提交《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长篇书面报告，论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

1943年3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推定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5月26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6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7月1日，致信康生，指出“防奸”工作应调查研究，分清是非，教育群众，反对“逼，供，信”。7月12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期间召开的会议，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会上多次发言并作小结。12月，为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题词“实事求是”。

1944年4月12日和5月20日，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央党校第一部作关于学习和时局的讲演。5月15日，通过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林伯渠，提出由他起草的作为谈判具体内容的意见书。意见书就关于全国政治和两党悬案问题，提出二十条意见。5月21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6月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6月至8月，多次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和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国共关系等问题。9月8日，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演讲。10月31日，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11月，和周恩来等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多次会谈国共关系，并达成五条协定草案。这个协定草案被蒋介石拒绝。

1945年4月20日，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基本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作重要修改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4月23日至6月11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词（《愚公移山》），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大会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7月，同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人就国共关系进行会谈。谈到通过民主“新路”，跳出政党、团体兴亡“周期律”问题。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3日，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对国民党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争取国内的和平与民主。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企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用内战的方式来剥夺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使中国社会退回到抗战前一党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由于抗战刚刚结束，发动内战不得人心，要求和平是大势所趋。人民渴望和平，美、苏、英三国也不赞成中国内战。蒋介石想在内战中处于有利地位，也需要时间。所以，他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表示愿意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1945年8月中下旬，他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毛泽东亲赴重庆，充分显示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社会舆论的高度赞誉。10月10日，经过四十三天复杂而艰苦的谈判，国共双方在重庆正式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但双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10月11日，毛泽东回到延安。10月17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指出中国革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便调集110万军队，分三路向华北解放区进攻，图谋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进而占领整个东北。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中共中央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抽调11万军队和2万名干部进入东北，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与此同时，各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的军事进犯坚决反击。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在中国共产党的争取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调停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建议，签订停战协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签订停止国内冲突的协定；同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4月，毛泽东撰写《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7月4日，毛泽东作出南线野战军“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战略决策。7月20日，起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8月6日，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9月16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10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总结三个月战争的经验。11月18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使用“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

1947年3月18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开始历时一年的陕北转战；3月至8月，领导西北野战军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7月21日至23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用五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解决的设想，在此前后，部署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渡过黄河，转入战略进攻；10月，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1月，将1933年起草的《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重新印发给全党，以指导解放区土改运动正确发展；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向会议提交《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和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1948年1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3月23日，结束陕北转战，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解放区。

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阐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土地改革总路线。4月30日至5月7日，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发展生产、加强纪律性等几点意见。5月1日，致信李济深、沈钧儒，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宜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5月27日，到达中共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战争、建国、财经等问题的重要报告。9月至次年1月，组织指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略决战，将国民党军主力聚歼在长江以北。12月30日，为新华社写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1月，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提出在保存所谓的“宪法”、“法统”及“国军”等条件下，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行“总统”一职。李宗仁上台之后，下令“释放政治犯”，“恢复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启封停刊报纸”，主动向中国共产党示好，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条件下，进行和平谈判。3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夺取全国胜利以及关于新中国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4月13日，国共代表开始在北平举行正式谈判。4月15日，周恩来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并限国民党政府在20日前表明态度。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一致同意接受这个和平协定，并派代表将协定送回南京。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破裂。4月21日，在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情况下，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彻底摧毁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毛泽东作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毛泽东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讲话。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7月4日，复电程潜，对程提出的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给予赞许，并对有关事宜作出安排。9月21日至30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致开幕词，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经他多次审阅修改的《共同纲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持开国大典；12月5日，颁发《关于一九五零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首次访问苏联；12月至翌年初，对和平解放西藏作出具体部署。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6月6日至9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交《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6月28日，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0月以后，发动和领导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进行军事干涉，美军攻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而威胁到了中国东北部。10月上旬，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0月8日，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援助朝鲜人民，并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随后亲自指导了第一次至第三次战役。

1951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5月20日，写作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5月24日，设宴庆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至此，中国大陆全境解放。9月，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别于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出版发行。12月，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52年1月，毛泽东主持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1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五反”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经济情报）。4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8月9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9月，开始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3年1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主席。3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指示。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作出比较完整的表述。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9月7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10月15日、11月4日，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指出，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看作极为重要的事。

1954年1月，毛泽东开始在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3月23日，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9月15日至28日，出席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致开幕词《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9月28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任主席。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有关同志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0月19日，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批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并作结论，号召干部要钻研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成为这方面的内行。5月1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肃反工作方针。6月9日，为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7月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9月至12月，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两篇序言和104篇按语。10月4日至11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10月29日，邀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12月16日，修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提出要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注意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1月25日，主持最高国务会议正式讨论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四十条）。2月至3月，先后听取34个中央工作部门的汇报，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4月初，审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4月27日，签名死后实行火葬。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8月22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提出两个工作重点，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9月15日至27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在八大期间，再次强调了加强经济建设的重要性。9月28日，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我们的经济建设有退有进，主要的还是进。12月，审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出两类矛盾学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宣布开始在党内进行整风。4月30日，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5月15日，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随后发动反右派斗争，发生严重扩大化的错误。9月20日至10月9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会上对八大决议中关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述提出异议，认为应该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11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出席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期间，提出15年内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要赶超英国。

1958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南宁会议，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会上批评“反冒进”。3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制定的各项经济指标大幅度提高。5月5日至23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议改变八大一次会议的有关结论，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国内主要矛盾。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7月31日至8月3日，同来访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会谈，拒绝了苏方提出的侵犯中国主权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7月至8月，部署炮击金门。8月6日，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说到“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11月2日至10日，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会议期间，给县以上四级党委写信，要求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继续纠正“左”倾错误。4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由刘少奇担任的决议。6月25日至28日，回故乡韶山。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政治局扩大会议原拟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但在后期和接着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错误地发起了对彭德怀等的批判。8月24日，建议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等。9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12月10日至翌年2月9日，组织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参加的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学习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发表了许多谈话。

1960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九月出版发行。3月3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6月14日至18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十年总结》一文，重新强调实事求是原则，提出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7月5日至8月10日，主持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11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会议正式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会后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深入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研究。5月21日至6月12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其中规定，取消供给制；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会议强调切实地执行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9月29日，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将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作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重要讲话。7月至9月，在北戴河、北京先后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批判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进一步发展了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论点。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在农村普遍进行“四清”运动和城市开展“五反”运动。3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5月，在杭州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作为指导农村“四清”的纲领性文件。12月16日，听取聂荣臻关于科学技术十年规划的汇报，指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12月，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召集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改革教育体制的设想。5月，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提出两个拳头（农业、国防）一个屁股（基础工业）的思想；还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6月15日和16日，观看北京、济南部队军事训练汇报表演。6月16日，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小型会议上，作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讲话。6月，再次对文艺工作作批示，文艺界进而扩大到意识形态其他领域，错误地开展了过火的政治批判。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2月15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但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5年5月22日至29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7月27日，会见从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夫人。11月初，批准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3月底，错误地指责由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5月7日，作出“五·七指示”，提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各行各业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教育要革命”等。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作了严重错误的估计。8月1日至12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会议期间，印发了毛泽东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8月18日至11月26日，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院校师生和红卫兵。

1967年1月，对上海“一月革命”表示支持。此后夺权之风遍及全国。1月23日，批示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2月11日和16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不满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是为“大闹怀仁堂”。毛泽东在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后，表示很不满意。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8月底，批准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1968年1月，又对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1968年1月16日，对江青等人送来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等材料作出重要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使他们诬陷周恩来的图谋未能得逞。10月13日至31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诬陷刘少奇并开除他的党籍的错误决定。12月22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由此开始。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并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写入党章。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5月20日，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写《我的一点意见》，揭露挫败林彪、陈伯达企图抢班夺权的阴谋。12月18日，会见美国友人斯诺，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

1971年8月至9月，在南方巡视期间，同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多次谈话，揭露林彪的阴谋。途中机警地几次变更行动计划，于9月12日回到北京，粉碎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9月13日，同周恩来等果断地处理林彪叛逃事件。在周恩来请示要不要拦截林彪座机时，毛泽东表示：“由他去吧”。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去。11月14日，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

1972年1月10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2月21日，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9月27日，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73年3月，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8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使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同时江青集团的势力也得到加强。8月30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12月，提出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还提出要给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

1974年1月18日，批准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批林批孔”运动由此开始。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中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第一次提出“四人帮”问题。9月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为贺龙平反。10月4日，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职务。11月12日，对江青来信作批示，批评她的“组阁”野心，明确指出“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重申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选出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会后，周恩来病重，国务院工作实际由邓小平主持。2月，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开始领导对铁路、教育等方面的调整整顿工作。5月3日，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强调要搞马列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再次批评“四人帮”。7月14日，对文艺问题发表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11月下旬，审阅批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错误地发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1月21日、28日，先后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3月下旬至4月5日，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自发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毛泽东错误地批准了否定“天安门事件”的报告。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毛泽东主要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其他已公开发行的著作有《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和《毛泽东诗词》等。

一、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斗争，终于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创建了新中国。

二、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三、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开始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艰辛而曲折的探索。

四、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作了不懈的探索。

五、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为开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作了不懈的努力。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出生的那个年代，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已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抵御外敌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伟大斗争。在这关系国家存亡、民族解放的波澜壮阔伟大斗争中，涌现了一批批人民英雄、民族脊梁，毛泽东同志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一代伟人。

青年时代，毛泽东同志就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壮志豪情，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投身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为了找到中国的出路，毛泽东同志“向大本大源处探讨”，在反复比较和鉴别中，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从此一生追寻，矢志不移。

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是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一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中国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在几十年艰难而辉煌的战斗生涯中，毛泽东同志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作出了光耀千秋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普遍适用性，只有同各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显示出强大的真理力量。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过程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这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毛泽东同志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具体实际之“的”的伟大实践，为我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光辉典范。

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锻造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建设事业必须由一个先进政党来领导。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是最早一批建立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参加了党的一大会议，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领导了红军和根据地党的建设。他明确提出要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来推进，并且成功领导实施了这一伟大工程。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党的建设理论的奠基人。他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史上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揭示了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为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着重强调要从思想上建党，创造了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创造性地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概括形成了党的“三大作风”，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在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深刻思考中，给出了第一个答案，那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等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积极探索执政党建设规律，强调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高度警惕并着力防范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坚决惩治腐败，等等，积累了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初步经验。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在一次次革命性锻造中不断走向成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我们党的初心使命。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在党的领导下，新生的人民政权实现和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实现和巩固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大力推动经济建设，奋力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有力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立和发展了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强大国防力量，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屡遭外敌入侵的历史，我国国防力量走在世界前列；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尊严，彻底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屹立于世界东方。古老的中国在人民的手中换了人间，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创建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在中央苏区和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为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领导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了我国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建立了新中国国家政权组织体系，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探索建立了社会主义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具体制度。毛泽东同志领导建立的植根中华大地、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人民愿望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优越性，不仅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缔造了战无不胜的新型人民军队。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并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工作。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他系统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他规定了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规定了党指挥枪的原则，确立了政治建军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执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形成了一套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系统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制定了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人民军队打败国内外异常凶恶的敌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根本指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深入探索人民军队建设新的特点规律，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确立中国大国地位、维护中华民族尊严提供了坚强后盾。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成为忠诚于党、忠实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力量，成为完全彻底为中国人民奋斗的子弟兵，是保证国家独立、人民幸福、国防巩固的坚强柱石。

毛泽东同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和人民，留下了永志后人的崇高精神风范。毛泽东同志展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心系人民的赤子情怀、坦荡宽广的胸怀境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敬仰，毛泽东同志的崇高精神风范永远是激励我们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毛泽东在他的晚年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不可争论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中国共产党在他逝世5年以后，对他的全部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全面的评价。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